媒体报道

《汕头特区报》走出湾头的弄潮儿

——和泰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学敏印象

《汕头特区报》张新民

走出湾头

和泰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学敏终于决心走出湾头。虽然从1983年他开始从事养鳗业就已隐约感到这是迟早的事，但湾头是他的“江东”故土，即便是今天，他公司最重要的鳗鱼基地仍然是湾头，这是一种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都难以断然割舍的联系。他很清楚，鳗鱼作为国际日益流行的高档食品，它们的市场是在东京等城市居民的餐桌上面;而作为鳗鱼的经营者，他的立足点将随着市场——一片超越国界和大洋的广袤地带移动，而这意味着他和他的公司将象鳗鱼一样走出湾头。

一般人很难在地图上准确指出湾头镇的位置，但想想与它毗邻的樟林古港或东里镇也就有个大致轮廓。远在汕头开埠前100多年的漫长时间内，樟林古港一直是粤东最重要的海外移民和海运贸易口岸。“红头船”使早期潮人饱尝了辛酸，但也使当地从此出现了开拓拼搏有风气，在现代，这种风气演变成一种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我一直认为环境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在接触了黄学敏之后，对此更加深信不疑。

那天，我与黄学敏专程驱车来到位于澄海县湾头镇六合围的养鳗场。我们站在堤围上，旁边的场工正在装运成鳗，不远处几头黑羊自顾吃着堤围上的青草。黄学敏伸手在空中划了一道弧圈，自豪地说：“这就是公司的鳗鱼基地!”

与别处的鳗场比较，湾头鳗场显得非常独特。它完全是利用滩涂建造起来的，除了混凝土的排灌渠和不停翻动水面的增氧机，整个鳗场看起来显得更象常见的虾场。据介绍，鳗场的总面积达700亩，目前放养面积为400多亩，共投苗500万条，另有在建鳗池近200亩。鳗场总的原则是土池粗养，虽然如此，全部投资也近2000万元。

利用海滩涂建造鳗池在汕头甚至在中国都可能是一种创举，从土地开发利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和支持的尝试。黄学敏告诉我，去年“六·四”事件后的公司也备受冲击，就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却独具慧眼，看出了开发滩涂养殖业的远大前景。他们通过实地考察，于去年8月对湾头鳗场投资250万元，解决了鳗场生产急需的部分资金，使企业渡过了难关。

在介绍黄学敏的时候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他的公司是属于私营性质的。在很多人眼里，黄学敏始终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是一个闻名遐迩的“鳗鱼大王”，人们只知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很广，他的公司在澄海、汕头和广州都设有办事机构，有的时候他会坐着飞机从江苏带回大批鳗苗，更多的时候是开着小轿车在某处突然出现。他还是汕头市民间企业家公会的会董和广东省民间企业家公会的会员。现在，就在黄学敏决心走出湾头的时候，他改变了过去不喜欢“露脸”的作风。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非常简单：他打算在国内市场销售他的鳗鱼产品。

鸡蛋孵出鳗苗

从湾头鳗场回来的路上，我问黄学敏为什么要把烤鳗产品的商标定名为“钟楼”。他说等一下你看了就会明白。汽车在韩江东溪冲积地的乡间小道缓慢行驶，湾头镇越来越近。在我不断地提问下，黄学敏终于向我讲开了发家史。

现在成为总经理的黄学敏原本是个普通的乡下少年。他的家境贫寒，在10岁之前，他和其他乡下孩子一样在韩江畔翻跟斗捉鱼儿。在10岁那一年，他突然做起了生意。

那时文革刚刚开始，人们忙于阶级和派性斗争，社会上的商品流通极差。或许是受着天性的驱使，少年的黄学敏看出了商品的流通障碍并充分地利用了它们。他发现离湾头不远的坝头镇有配给的烟丝，但鸡蛋价格较高，于是每次从湾头带出一篮鸡蛋，又从坝头带回一两斤烟草，从中赚取到一两元的利润。

就在那个连很多平时睿智斯文的成年人都变得疯狂的年代，少年黄学敏却开始滋长出稚拙的商品意识萌芽。黄学敏不甘做一个普通的乡下少年。他奋斗的足迹，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美国那个在学童时代就开始贩卖肥皂而后来一度成为全国首富的洛克菲勒。

从贩卖第一篮鸡蛋之日起10多年过去了，黄学敏成了远近闻名的禽蛋专业户。他的生意远及广州、湖北和江西等地，规模由代购变成批发，范围包括各种蛋品和种苗。他对禽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个蛋上手就知道是不是受精蛋，已孵化了多少天了。但是，他也碰到例外。

1983年，就在禽蛋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黄学敏突然把注意力转到养鳗业上来。他的家乡湾头镇就处在韩江支流的出海口，每年照例有大批鳗苗回游溯河。他注意到，鳗苗是如何从被当作鸭子饲料到成为众人抢夺捕捞对象的全过程，并且从中看到了养鳗业的潜力和前景。

他的第一个鳗场就建在南湾村的河滩地上。开始面积只有1亩，后来规模扩大才迁到濒海的六合围上。当我们来到鳗场旧址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鳗池的一些残迹和旁边那个长满绿藻的水井。但是，旧鳗场已经面目全非，遗址上矗立起一座28米高共6层的钟楼。著名画家李可染临终前替钟楼题写了“南湾晓钟”的牌匾。南湾是黄学敏的家乡，是他的感情和事业的起点。他爱家乡，去年还捐资近20万元在村里建了一座幼儿园。当仰望着钟楼的时候，我想起“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句古话，也明白了黄学敏用钟楼作为商标的含意。在乡下，特别是在澄海这种冲积平原，高矗的钟楼与其说是一种建筑，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当方圆十几里内的村民看到钟楼并听到钟声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是否也出现一种升腾的感觉或奋发的激情呢?

“让中国人也尝尝烤鳗!”

黄学敏决定打开中国的鳗鱼市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让中国人也尝尝烤鳗”，这种想法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所说的鳗鱼，学名叫日本鳗鲡，是一种广泛分布于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回游鱼类。大体来说，目前世界上大规模养殖鳗鱼的国家(地区)只有日本、中国和台湾，其中日本和台湾每年的产鳗量均超过4万吨，中国约1万吨。鳗鱼的主要消费国是日本，每年达10来万吨。实际上，中国目前养殖的鳗鱼几乎都直接或间接的输往日本，在国内市场上极少销售。

并不是国人不喜欢吃鳗鱼。鳗鱼的肉质肥嫩鲜美、营养价值居于鱼类之首，尤其是经过加工的烤鳗，更是色、香、味俱全，是筵席上的佳肴。问题在于，很多烤鳗的经营者都是通过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外资的，产品一般都得出口，而活鳗在运输和销售上往往受到诸多限制。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国内的养鳗业虽然初具规模，但国人很多只闻鳗鱼之名而未曾品尝鳗鱼之味。

诚然，这里还有一个消费水准的问题。但是，当很多饕餮者用高昂的代价偷吃娃娃鱼、穿山甲和蜥蜴等珍稀动物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够武断地下出国人吃不起鳗鱼的结论呢?何况饮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始终存在着引导和仿效两种倾向。日本在1971年前每年鳗鱼的消费量不过2万吨，20年后猛增到10万吨，这样的消费势头不是引导和仿效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黄学敏经过一番市场调查，决心在国内开拓烤鳗市场。他说：“其实国内市场的潜力大得很。以北京来说，300万户居民如果每户每年消费一盒250克的烤鳗，一年就能消费750吨。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还说，他打算先从城市做起，已经着手在北京、广州、杭州、桂林等旅游城市筹建56个销售点。

黄学敏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推出一种净重只有250克和350克的小包装烤鳗。对此，他解释说，去除头、骨和内脏并配上佐料烧烤的烤鳗食用或贮存都非常方便，采用小包装是为了让普通的市民有能力买回家里品尝。

对于黄学敏目前致力的这项工作，我想不论成功与否都是值得一试的。当今的养鳗业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于日本，忽视了其他市场的开拓，造成鳗价剧烈波动，到头来得利的只能是日本。黄学敏不愧是弄潮儿，能够在养鳗业处于被动局面之下独辟蹊径开拓新市场。我们祝愿他获得成功!